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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两广事变（第2页）

“孙长官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我是西点军校的，可能不同学校教授的观点有所差别吧。”陈越接口说道：“不过我还是认同团长的说法，同样一套教材，每个人理解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党国的军官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咱们黄埔出来的，但是每个人行军打仗的方式也不一样啊。”

李馨远也是点了点头，忽又说道：“老路，即便是你我认同了月轩这一套训练方法，怕是也不好推广吧，我可是听说了，咱们98是已经进入了第三批调整名单，恐怕下个月日耳曼教官就要进驻咱们师了，到时候怎么训练还不是要听日耳曼人的。”

“怕什么，上有对策下有政策”路景荣无所谓地说道：“日耳曼人的训练方式我也去11师观摩过，虽说也不错，但是真的比不上月轩这一套。我路景荣只认实力，再说了，日耳曼教官也不能每天盯着我们训练不是。到时候看情况。”

其实李馨远的顾虑陈越是不担心的，因为他知道整个1936年，全国各地那叫一个热闹，第三批整编迟迟没有开始，一直到1937年3月，第三批的十个师才正式开始接受整编。所以现在只要踏踏实实地按照他的方式训练部队就可以了。

时间转眼来到了5月，陈辞修刚刚处理完山西陕西事件，刚刚回到江城没几天，陈济棠和李德林就在6月1日发动了两广事变。虽然两人发动事变打的是要北上抗日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却是拖延了全国全面抗战的时间。

在此之前，两人虽然名义上归附金陵，实际上就是分别割据在广东和广西的军阀，这一次虽然是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却是直接开始向江西湖南进兵，其真实目的还是想抢地盘。而校长向来是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人，所以立刻让屯兵粤汉铁路南段的罗尤青部陈兵粤赣边界，驻守福建的蒋铭三部陈兵闽粤边界，驻守贵州的薛伯陵部陈兵贵桂边界。逼着粤桂联军只能沿着湘赣边境北上，又调刚刚回到江城的陈辞修前往长沙坐镇，调驻守浏阳一带的77师、驻守江城周边的43师、97师日夜兼程赶往衡阳提前堵住粤桂联军北上的路，这样一来江城周边就显得兵力空虚，陈越所在98师不得不接手43师和97师的防区。

两广事变虽然基本上属于陈兵对峙，双方都还算是克制，但是也持续了三个月之久，7月17日陈济棠宣布下野远走英吉利。9月17李德林亲赴广州面见校长，表示接受国民政府领导。9月28日校长设立广州行营由何敬之负责，两广事件正式告一段落。长城以南除了陕西一省已经都成了金陵政府的实际控制区，最起码是名义上归附。

这时候陕西的势力非常复杂，最为主要的三股势力原本驻守在以陕西原西北军为主的第十七路军，918之后撤下来的东北军，再加上北上的陕北势力。其中陕北势力自然是校长的眼中钉，而十七路军军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早在1933年6月就和已经抵达陕北的四方面军签下了互不攻伐的协定，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汉中密约》的协定，接着也是一路放水使得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陕北顺利会师。而西北剿总副司令，东北军总司令的张汉卿也一直与陕北方面暧昧不清。

1936年10月14日，日本指使伪蒙政府的伪军夜犯陶林、红格尔图。傅宜生率所部将士进行反击，11月24日攻克百灵庙，伪军死伤一千多人。一场大胜更是激起了全国抗战的热情。张汉卿和杨虎城先后几次向校长请战，表示愿率所部北上抗日，但是都被校长驳回并督促二人剿共。

1936年12月4日，经过在洛阳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校长再次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到华清池后，校长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威胁张、杨二人，如果再不执行剿共命令，就把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让中央军入驻陕西执行剿共命令。

12月7日张汉卿再次面见校长，表达了东北军的抗日热情，同时劝说校长：“陕北方面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大部分都是通过政治手段收入麾下了，陕北方面同样可以。现在东北、蒙古都被日本人占了，全国抗日热情高涨，这时候不抗日反而对陕北用兵舆论上对你不利啊。”

但是依然被校长驳回，于是12月8日，张汉卿、杨虎城再次会商，初步确定兵谏计划：东北军负责执行华清池扣押校长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十七路军负责执行西安城内拘禁金陵政府军政要员，解除中央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控制火车站等任务。具体行动日期要根据形势和准备情况再定。并约定10日准备好，11日半夜发动兵谏。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金陵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