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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集中营的“侦探故事”（第1页）

[59]原文为德语，Musiker。 1944年11月，我们有一位劳动队头头，是个荷兰人，之前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音乐咖啡厅里演奏，是乐队里的小号手。到了集中营，作为音乐家 ，他成了集中营乐队的一员。他是个很特别的劳动队头头，具有双重身份。囚犯排着队去干活时，他要在台子上吹小号，等队伍全都走过去，他要马上从台子上下来，把小号放好，追上队伍，回到自己的位置。他是个有些粗俗的男人，但不暴戾。他营养不错，因职位之便，条纹囚衣也总是干净整洁，他对此洋洋得意，显得有些愚蠢。我们这个小队总共七十多人，其中有四五个荷兰人，他对自己的荷兰“下属”总是特别关照。

临近新年时，那几个荷兰人为了感谢“头头”的照顾，也为了讨好他，决定为他准备一场庆祝活动。很显然，集中营里搞不到什么吃的，但有个之前从事书画刻印的荷兰人用水泥做了一张纸，两面都涂上亚麻油，弄得像羊皮纸一样。他还把这张纸的边缘经过加工，处理成毛边的，用从工地偷来的红丹（四氧化三铅）画上一圈希腊方形回文饰，再用漂亮的字体，写了一首表达祝贺的小诗。那首诗自然是用荷兰语写的，我不懂荷兰语，但我的记忆很神奇地记住了一些东西，甚至还记得上面的几句诗。所有荷兰人都签了名字，签字的还有戈德鲍姆，但他不是荷兰人，而是奥地利人。这件事让我有点惊奇，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我就忘了这件事。因为几天之后，就发生了那些恐怖的事件，标志着集中营的瓦解。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受到新形势的冲击。

我在《元素周期表》里描写过一段相遇，提到过戈德鲍姆这个名字。命运喜欢捉弄人，让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成了现实：二十年后，我通过书信联系上了一位德国化学家，正是当时我的“主管”之一。他充满负罪感，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或赦免。他为了证明自己对我们这些囚犯有过人道主义关怀，提到了一些集中营里的人和事，可能是他在那些相关的书（或者是我写的《这是不是个人》）里看到的。但他还问了我关于戈德鲍姆的情况，显然没有任何一本书提到过这个名字，这封信倒是关于他存在的细微但实在的证据。我了解的也不多，回复他说：戈德鲍姆死于从奥斯维辛到布痕瓦尔德那场可怕的步行转移。

[60]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 几个月前，这个名字又重新浮现出来。《元素周期表》在英国出版后，有一家人，姑且叫他们“Z”吧，给我写了一封很复杂的信。这家人的原籍是布里斯托尔 ，但家庭成员散布在世界各地，有的远至南非。他们家里有位叔叔，名叫格哈德·戈德鲍姆，在犹太人遭受迫害期间被带走了，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戈德鲍姆是个很常见的姓氏，他们知道，发生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一家都非常想念这位叔叔，他的一位侄女想来都灵和我谈谈，想证实一下，我认识的戈德鲍姆，是不是就是他们家失踪的叔叔。

在回复这封信之前，我试图调动关于戈德鲍姆的所有记忆。我想起来的并不多：我们同属一个劳动队，有个响亮的名号——“化学家特派队”。但他不是化学家，我们也算不上朋友。但我隐约记得，和我一样，他也享受某种特权。那些人认可（实际上，到很晚才认可）我的化学家身份，也认可他有某种特别的技能。他的德语讲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是个文化人，受过良好教育。我又读了之前那位德国化学家的信，发现了自己遗忘了的一条信息：他记忆中的戈德鲍姆是位研究声学的物理学家，他也像我一样通过了测试，后来被派到一个声学实验室工作。

[61]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作家，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62]意大利语原文为Primo cerchio（原标题为Вкругe neрвoм），书名来自《神曲·地狱篇》，第一圈是九圈地狱最好的一层，指书中描写的政治犯特别收容所。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件巧合，我之前竟然把它给忘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的《第一圈》 中，描述过一些特殊的专业集中营，尤其是这种：囚犯—工程师要研究一种分析仪，用来分析苏联的秘密警察“录制”的声音，目的是分辨窃听电话中的人声，战后苏联有很多这类集中营。当时是在1945年4月，集中营解散后，我受邀与一位非常和善的苏联官员谈话。这位官员想要了解：我是不是作为囚犯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德国人给我们吃多少饭？如何监视我们？给不给报酬？如何避免偷窃和怠工？因此，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我很可能参与了苏联的特殊监狱“萨拉斯基”（saraski）的建立，而戈德鲍姆的秘密工作，有可能正是索尔仁尼琴描写的那种。

[63]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的主角，在一次骑马事故后，富内斯发现他几乎可以记住所有事情。 我给“Z”一家回信，告诉他们，我4月份得去伦敦一趟，他们不必特意来意大利，我们可以在伦敦见。我到伦敦时，他们家来见我的一共有七个人，祖孙三代。他们把我团团围住，马上给我看戈德鲍姆大约在1939年拍的两张照片。我感觉有些恍惚，相隔快要半个世纪，那张脸一点都没变，与我记忆中的样子完全重合。在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那张面孔已经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段时间我记忆超常，简直有些病态，在回忆奥斯维辛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伊雷内奥·富内斯 一样。他是博尔赫斯笔下“记忆力超凡的人”，连树上的每片叶子都过目不忘，“他一个人的记忆，比从创世之始起全人类的所有记忆还要丰富”。

我对他们的代表——那位侄女说：就是他，不需要其他证据了。但他们对我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减弱，而是更急迫了。我本来还要和其他人说话，但那一大家人像白细胞围住细菌一样，把我紧紧包围，挤在我身边。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张，他们的问题和各种信息像狂风暴雨一样朝我袭来。那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答上来一个：不，戈德鲍姆肯定没怎么挨饿，我一眼就从照片上认出了他，这就是证明。在我的记忆中，他并没有任何忍饥挨饿的痕迹，我对那些挨过饿的人的样子很熟悉。我认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特殊工作一直都让他免于饥饿。

[64]1938年，纳粹德国武装占领并吞并了奥地利。 至于他为什么要和那些荷兰人在一起，谜底也在这里解开了。这是进一步确认的事：他侄女告诉我，在奥地利被吞并 的时候，戈德鲍姆逃到了荷兰。当时他已经会说荷兰语了，纳粹入侵荷兰前，他在飞利浦公司工作。他参加了荷兰抵抗运动，就像我一样，作为游击队员被逮捕，后来又被认定为犹太人。

突然来了“维持秩序”的人，花了好大工夫，才把热情又吵闹的一家人驱散。在离开之前，那位侄女递给我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羊毛围巾。我今年冬天会戴上它，现在我把它放在了抽屉里。我感觉它像一件来自天外之物，就像月尘，或是招魂者吹嘘的“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物品”。

198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