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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日瓦戈医生》：为什么第二次相见才敢毫无顾忌地抓住爱？（第1页）

历史的震颤中，知识分子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来讲讲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大概写了10年，从1946年1月一直写到1955年12月，问世之后，遭遇极为曲折，也变成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书稿寄给苏联最著名的文学杂志《新世界》，但被拒绝出版。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有一个情人叫伊文斯卡娅，她认识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这个人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他读了《日瓦戈医生》，觉得特别了不起，于是把原稿带到了意大利，想马上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知道以后，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这本小说必须在苏联国内出版以后，才能在国外出版。为了实现这一点，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全力与苏联当时的出版机构联系，甚至还提出来，如果稿子里有什么当局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删减，把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删掉。但即使这样也不行，苏联的那些出版机构都拒绝出版这部书。苏联还派人要求费尔特里内利把这本小说的手稿交还苏联当局，便于“修改”。紧急之下，1957年费尔特里内利以最快速度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这一下子就挡不住了，欧洲多家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版，此书立即成为西方社会的畅销书。

更加轰动的是，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评选委员会宣布，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奇迹，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以这么快的速度颁发给一本刚出版的作品，这要放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理解。那时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正在激烈地对抗，被苏联体制否定的一本书，自然会被西方看重，《日瓦戈医生》这本书获得诺贝尔奖，毫无疑问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词里甚至一句也没提《日瓦戈医生》，只是说奖励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句话隐含地把奖项授予《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自己获奖，喜不自禁，马上向评奖委员会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然而喜悦戛然而止，第二天清晨，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费定严厉地指示帕斯捷尔纳克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严正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给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写信：“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准备转赠给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作协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封信写得很强硬，但再强硬也硬不过政治的高压。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并没有看过《日瓦戈医生》，但他只听了那些作家协会头头的一面之词，就同意反击帕斯捷尔纳克。当局瞄准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停止了她的工作。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电话讨论之后，知道不得不妥协，于是，他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又发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决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希望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然后他马上给苏共中央发电报：“请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即使这样，苏共中央还是打算把这个“政治异己”驱逐出境。印度总理尼赫鲁听闻后，火速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打电话，表示他本人“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因为印度当时是不结盟国家的领导国家，所以影响很大，顾忌到国际影响，苏联当局总算没有把帕斯捷尔纳克赶出国境。

因为诺贝尔奖问题引起的波澜告一段落，但余波未了。1964年，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也拒绝了。为什么拒绝？首先当然是因为萨特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他认为生命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行为本身，意味着不自由，是别人给你的一个“限定”，因为获奖而变成了“他人眼中的物”，这是萨特不能接受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萨特的政治立场，他属于左翼自由知识分子。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萨特上街到处散发传单。他的政治立场比较偏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授予《日瓦戈医生》，他说：“诺贝尔奖在客观上是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这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奖的苏联文学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从这个立场出发，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必然的。但他的这个拒绝完全是主动的，没有政治高压强迫他，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形相当不同。一本《日瓦戈医生》，引起这么大的风波，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本书很不简单，很有历史分量。我们今天阅读这本书时，整个世界早已改变，苏联已经解体了，所以我们才有条件在这么大的一个历史变迁里去重新体会《日瓦戈医生》，在新的文化视野下体察它的丰富价值。

讲《日瓦戈医生》，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

1890年2月10日，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是钢琴家。他从小就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很多艺术家在他们家聚集，包括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思想家罗斯托夫、德国诗人里尔克。其中对他们家影响最大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原来和俄国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东正教的信徒。后来受托尔斯泰的影响，转变皈依到基督教运动中。这个运动主要是讲爱，就是要以爱对待世界，哪怕是对待仇敌。所以爱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信仰和律令。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在杂志连载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主动给这部小说的每一章画插图，给杂志寄过去。在1910年11月的寒冷天气里，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倒在一个小车站附近的路边，奄奄一息。人们发现了他，送到附近火车站的站长家里。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带着20岁的他，匆匆赶到小车站，给托尔斯泰画了临终肖像。父亲对“托尔斯泰主义”的虔诚，深深影响着帕斯捷尔纳克，让他在少年、青年时期，深深沉浸于爱的执着、爱的思考中。

托尔斯泰逝世时，帕斯捷尔纳克正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又转到了历史语文系哲学班。1912年，他又去了德国的马尔堡大学，他研究新康德主义哲学，新康德主义是一种非常注重人类社会道德的哲学，特别重视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原则，认为所谓历史的进步就是道德观念的进步。新康德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新康德主义所讲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乌托邦存在的，是人类永无止境的追求目标。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要去德国马尔堡学习新康德主义呢？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著名的马尔堡学派，领军人物是新康德主义的权威柯恩。帕斯捷尔纳克到马尔堡大学的时候，柯恩已经是68岁了，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德国学习期间，帕斯捷尔纳克认识了一批未来派诗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勒布罗夫，他们交往频繁，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一些诗歌杂志上发表诗作，逐步展开了他的文学天赋。191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从他的求学和创作经历看，跨度很大，尤其是哲学和文学，这两个领域在他精神世界中融合在一起，使他在理性中燃烧起感性的炙热，又在感性的敏锐中沉淀着理性的明澈，这在作家中是很少见的，因此他的作品充满思考性，而思考性中又不失生活的肌肤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帕斯捷尔纳克不顾马尔堡大学的挽留，毅然回到苏联，为祖国尽力。他回去之后，去了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工厂当了个办事员。虽然他很想上战场，但没办法去。他三岁的时候从马上掉下来，右腿摔断了，痊愈后留下了残疾，右腿比左腿短了三厘米，因此没法服兵役。不过也因祸得福，这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在后方写作，1916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在街垒之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他从乌拉尔回到莫斯科，到政府的教育部图书馆工作。但工作对他来说只是谋生，挚爱的还是诗歌写作，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的诗歌创作源源不断，成为当时未来主义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创作虽然进入爆发期，但他的家庭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他那画家父亲与红色时代的激进文化格格不入，曾经被革命政权流放。到了1921年，他的父母带着他的两个妹妹流亡到德国去了。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去，他的文学生命在苏联。这并不是说他的文学生涯在苏联很顺遂，恰恰相反，他深深感觉到革命时代文化环境的压力。20世纪20年代之后，苏联兴盛的是无产阶级文学，十分强调革命的主题，要求作家写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历史性飞跃。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遗传是偏向艺术和自由的，他只想把自己内心的声音传达出来，而不是做一个时代的传声筒。他在马尔堡大学系统学习过的新康德主义，这更加使他忠诚于人的道德立场，坚持人和人之间富于人性的道德关系；也这让帕斯捷尔纳克和当时的不少青年作家们有了不可弥补的思想差异。那些青年作家大多数从底层上来，对新社会的情感很朴素，热衷于“改造”旧社会，满怀激情地歌颂新社会，人很单纯，但缺乏广阔的文化视野。在他们看来，帕斯捷尔纳克过于孤傲，过于沉陷于个人情绪。我们来看一首帕斯捷尔纳克写的诗，体会一下他的诗风：

你不要激动，别哭泣，别竭虑殚精

耗尽心力，也不要让心受磨难，

你在我身边，在我之中，在我胸中，

像柱石，像朋友，像一个机缘。

对未来的信念让我不惶恐

在你面前大言不惭，夸夸其谈。

我们不是生命，也非精神联盟——

我们在用力砍去双重的欺骗。

它从萎靡者们伤寒病似的苦闷里